全唐诗是在哪个朝代编纂的（全唐诗是在哪个朝代编纂的诗）
《四库全书》
《四库全书》全称为《钦定四库全书》，是在清朝乾隆皇帝的主持下，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、学者编撰，3800多人抄写，耗时13年编成的丛书。所谓“钦定”，就是由皇帝亲自审定。“四库”之名，源于初唐，指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法的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部。
这部大型丛书共收书3503种，79309卷，存目书籍6793种，93551卷，分装36000余册，约8亿字，编订者自诩为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，故称“全书”。据说，如果将《四库全书》逐页摊开相连接，其长度会比地球的直径还要多出三分之一。
一、编纂的缘起及准备
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由《永乐大典》的辑佚工作引起的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十一月，安徽学政朱筠提出《永乐大典》的辑佚问题，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，乾隆皇帝诏令将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所辑佚书与“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”，汇编在一起，名曰《四库全书》。
中国自唐宋以来就有大型类书的编纂，但类书往往受体例所限，常有“内容割裂，首尾不具”的弱点，难以保存古籍之旧观，将历代典籍重新进行整理、总结和汇编，已经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早在乾隆初年，学者周水年就主张像佛教编纂佛藏一样，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，供人借阅，这一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。至此，朝野达成共识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水到渠成。
《四库全书》的书籍来源有四：一为宫廷藏书，即内府本；二是清代皇帝的著述和奉皇帝之命纂修的书籍；三是各省采进、私人进献和市面通行的书籍；四是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的古代佚书。
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面向天下征集古今图书。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正月初四日下诏各省搜集历代及清朝人的著作，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，在武英殿设缮书处。
乾隆皇帝的目的一来借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征集图书，借此将历代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、评论和总结；二来借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机会消除汉族知识阶层的民族思想意识；三来借此标榜清朝的文治政绩，是个超越汉唐的太平盛世。清朝征收的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、考核典章、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，族谱、尺牍、屏障、寿言、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。当时规定，凡从坊肆来的书，须付给一定的费用；若是家藏图书，则装裱印刷；如未曾刊刻，则抄本存留。这些书筛选后按“着录书”及“存目书”分别收入，其中“存目书”不录全书，只摘部分内容，而“着录书”则经过整理、校勘、考证后，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，誊写完成后，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。
为了表彰进书者，清廷还制定了奖书、题咏、记名等奖励办法：“奖书”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，赐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；进书100种以上者，赐《佩文韵府》一部。“题咏”，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，择一精醇之本，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，以示恩宠。“记名”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。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开始，至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结束，历时达7年之久。
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，征书工作进展顺利，共征集图书12237种，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，居各省之首；浙江进书4600种，排名第二。私人藏书家马裕、鲍士恭、范懋柱、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。
二、编纂的过程及抄校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二月清廷设立了“四库全书馆”，负责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。先后派了永瑢等三位皇子担任正总裁以加强监督，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，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、侍郎为副总裁，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，还设有总阅官、总校官、督催官等，参与官员达360人。陆锡熊、孙士毅、戴震、周永年、邵晋涵等学者也参与了编纂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，而抄写人员也高达3800多人。
文津阁远景，张之航摄
四库馆臣首先要对各种底本进行整理，提出应抄、应刻、应存的具体意见。应抄之书就是被清廷认为合格的著作，可以抄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应刻之书就是被认为最好的著作，这些著作不仅抄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而且还应另行刻印，以广流传。应存之书是那些被清廷视为不合格的著作，不能抄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仅存其名，列入存目。对于应抄、应刻的著作，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，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。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，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，飞签、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。飞签也叫夹签，是分校官改正错字、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。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，送呈纂修官复审。纂修官认可者，可用朱笔径改原文，否则不作改动。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，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，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。三审之后，送呈御览。由此可见，审查监督的严格程度非比一般。
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正门，张之航摄
严格审查之后，就开始了对书的抄录工作。缮书处对抄录人员的选拔也是极其严格的。最开始抄录人员由官员保举而来，但这种方法有行贿、受贿等弊病。之后又改为考查的办法，即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，先出告示，应征者报名后，令当场写字数行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，择优录取。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，但也有不便之处，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，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。通过这三种选拔方式，共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。抄录工作也在严格的管理之下，既有工作规程，也有奖惩措施。首先规定了抄写定额：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，每年抄写33万字，5年限抄180万字。5年期满，抄写200万字者，列为一等；抄写165万字者，列为二等。按照等级，分别授予州同、州判、县丞、主簿等四项官职。发现字体不工整者，记过一次，罚多写10000字。抄录工作就在这种严格管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每天都保证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，至少可抄60余万字。之后展开的就是全书的校订工作，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《功过处分条例》，其中规定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，免其记过；如原本无讹，确系誊录致误者，每错一字记过一次；如能查出原本错误，签请改正者，每一处记功一次。各册之后，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，以明其责。一书经分校，复校两关之后，再经总裁抽阅，最后装潢进呈。分校、复校、总裁等各司其职，保证了《四库全书》的质量。三、《四库全书》的装潢与收藏
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于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十二月修成，接着又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，到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的十一月，陆续修完了第二、三、四部《四库全书》。这四部《四库全书》用的是上等的开花榜纸，书页都是直行红格的“朱丝阑”本。每半页八行，每行21个字。在有注解的地方，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。
故宫文渊阁（王密林摄）
部分的书册内还绘有精致华美的插图。书的装帧采用的是绢面“包背装”，用绢面的颜色区分书的类别，经部采用绿色，史部采用红色，子部为蓝色，集部为灰色。乾隆皇帝特意修建了北京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、奉天（今辽宁省沈阳市）宫殿的文溯阁、热河（今河北省承德市）避暑山庄的文津阁，用来储存着四部《四库全书》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北四阁”，又称“内廷四阁”的《四库全书》。它们收藏在深宫禁地，完全是皇帝的私人藏书阁，外人不得问津。因为江苏、浙江两省文化繁盛，文士众多，为了表示对文化的尊重与奖掖，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四月十七日，在约5年的时间里，四库馆奉乾隆皇帝之命，又另外抄写出三部《四库全书》。为了储存这三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皇帝又建造了镇江金山寺行宫的文宗阁、扬州天宁寺行宫的文汇阁、杭州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南三阁”，也叫“江浙三阁”。
这三处是对外开放的，由当地官方管理，允许读书人入内阅览。南三阁本《四库全书》采用的是白太史连纸，本头较北四阁本为小，横度上要窄七八分，南三阁本的装潢设计与北四阁本基本相同，但在包装绢面上，文宗阁和文汇阁的经部是绿色的，史部是红色，子部为玉色，集部为藕荷色。文澜阁则与众不同，经部是葵绿色，史部红色，子部月白色，集部黑灰色。另外，每阁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采用黄色。这是因为其是全书纲领，故用代表中央的黄色。 四部颜色的确定，是依照春夏秋冬四季而定。
扬州天宁寺万佛阁（收藏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）赵保国摄
扬州天宁寺万佛阁（收藏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处），赵保国摄
这七座藏书阁大体上都仿照了著名的藏书阁宁波天一阁的样式建成，均为顶覆黑瓦的楼阁式建筑。从外面看是两层，里面则实际上是三层。底层面积约600平方米，阁前浚有水池，阁后堆有假山，左侧建有盝顶式碑亭。阁内每层都陈列着书架，为了取书方便，每种书在架上的陈列都有一定的位置，而且还画出图样，叫做《四库全书排架图》。每部《四库全书》装订为36300册，6752函。这七阁书每册的首末页的尾部都钤有乾隆皇帝的玺印，但每阁一式，各不相同。如文渊阁本册首钤“文渊阁宝”朱文方印，卷尾钤“乾隆御览之宝”朱文方印。贮藏的方法是，每若干册放入一个楸木制的盒内，名为一函，函面上刻有书名。函内的书用香楠木片上下夹起来，再用绸带束住。函面的字、绸带与书的绢面，都采用相同的颜色。用这种办法保存书籍，不仅美观典雅，而且还能防潮、防蛀。《四库全书》还有副本一部，藏翰林院，用以传布士林。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过程中，还编了《四库全书荟要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、《四库全书考证》、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等。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副产品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是《四库全书》的精华，收书473种、19931卷。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《四库全书》相同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共抄两部：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，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二百卷是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。该目录前有“凡例”，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，大类之前又有小序，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、内容提要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。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、戴震、姚鼐、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，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二十卷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简编本，它不列存目书，只列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图书，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。《四库全书考证》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，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，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是用木活字印成的。它包括《四库全书》中138种“应刻”之书。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，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，认为木活字花钱少，实用价值高，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。《四库全书》共收录著作3500多种，在经、史、子、集的下面，又各分为若干子类，经部分10类：即易、书、诗、礼、春秋、孝经、五经总义、四书、乐、小学；史部分15类：正史、编年、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诏令奏议、传记、史钞、载记、时令、地理、职官、政书、目录、史评；子部分14类：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、谱录、杂家、类书、小说家、释家、道家；集部分5类：楚辞、别集、总集、诗文评、词曲。共44类。其中15类又划分成若干细目，叫做“属”。经部礼类中分周礼、仪礼、礼记、三礼总义、通礼、杂礼书6属；小学类，分训诂、字书、韵书3属；史部中诏令奏议类，分诏令、奏议2属；传记类，分圣贤、名人、总录、杂录、别录5属；地理类，分宫殿疏、总志、都会郡县、河渠、边防、山川、古迹、杂记、游记、外记10属；职官类，分官制、官箴2属；政书类，分通制、典礼、邦计、军政、法令、考工6属；目录类，分经籍、金石2属；子部中天文算法类，分推步、算书2属；术数类，分数学、占侯、相宅相墓、占卜、命书相书、阴阳五行、杂技术7属；艺术类，又分书画、琴谱、篆刻、杂技4属；谱录类，分器物、食谱、草木鸟兽虫鱼3属；杂家类，分杂学、杂考、杂说、杂品、杂纂、杂编6属；小说家类，分杂事、异闻、琐语3属；集部中词曲类，分词集、词选、词话、词谱词韵、南北曲5属。共64属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了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代人的著作，只是不收当时还活着的人的著作。所包括的知识范围，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。总的来说突出了儒学文献的地位，被学者评价为“嘉惠学林，功在千秋”。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，历来为人们所诟病。首先，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，刻意执行“寓禁于征”的政策。从不完全统计的禁书目录来看，共计全毁书2400多种，抽毁书400多种，加起来将近3000种。被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，烧毁或铲毁的书板达六七万斤。
文宗阁内景
另外，四库开馆后10年内在征书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字狱达48起之多。清朝统治者对有明显进步思想的著作深恶痛绝，通过文字狱来杀人毁书、钳制思想、麻痹精神，产生了“使天下士子阅读，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，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（鲁迅语）的后果。许多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毁于一旦，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。它的另一重大缺点是不重视科学技术著作，除农、医、天文、算法外，所收的科技书籍很少，明末清初的科技科学著作都被付之一炬。明代《军器图说》罗列了各种火器,图文并举,叙说军器之制造，使用与威力等，却被焚毁。《崇祯历书》《天工开物》等决定着中国科技的一系列著作统统被毁，仅仅就是为了愚弱民众，便于统治，结果却戕害了中国两三百年的国运。对国外的史地也不重视，使中国人变得视野狭窄、鼠目寸光。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，甚至对小说、戏曲也大加禁毁，搞得中国人麻木愚痴。在《四库全书》中，对部分书籍内容做了篡改删削，如将岳飞著名的《满江红》词中的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生生改成不伦不类的“壮志饥餐飞食肉，笑谈欲洒盈腔血”，英雄气概完全丧失，变得平庸无奇。编纂者肆意删节、篡改，使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。故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。”五、《四库全书》的流传与散失
《四库全书》完成至今的200多年间，中国历经战乱，《四库全书》也同样饱经沧桑，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，到现在，所存的四部中，没有一部能做到“书阁一体”。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四十六年（1782）入藏阁中。民国时期，由故宫博物院接管。1933年春天，日寇侵略热河，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。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，运至上海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又辗转数千里运抵四川。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，运往台湾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文源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在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抄毕入藏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英法联军入侵，大肆焚掠圆明园，文源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大部化为灰烬，海内外仅数册丛残：《公是集》，十卷，六册，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；《明史》卷九至十三，一册，藏广东中山图书馆；《南巡盛典》卷一百一至一百三，一册，藏中国国家博物馆；《南巡盛典》卷二十至二十二，一册，藏日本东洋文库；《南巡盛典》卷二十八至二十九，一册，藏日本恭仁山庄；《草庐集》，十卷，九册，藏日本东洋文库。另中国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藏精抄卷子本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上钤“文源阁宝”朱文方印，亦当时文源阁劫余之物。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入藏。民国时期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辗转流徙，几经危殆。1914年运京，存于保和殿。1925年，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，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东北沦陷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落入日本人手中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，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才又回到人民手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因战备需要，中央下令将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从沈阳调出，运至甘肃保存，现存放在兰州北山九州台仿建的新文溯阁藏书楼中。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入藏。1913年，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由国民政府运至北京，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。1915年，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前身），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。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，对已发现的讹误、遗漏当有所补正。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，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，几乎每册均有校核记录，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。就仅存的四部《四库全书》看，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，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。文津阁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。文宗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入藏。道光二年（1842年）鸦片战争中，文宗阁本《四库全书》遭英军破坏，有所损失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阁毁书亡。战争结束后，著名学者莫友芝曾奉曾国藩之命寻访幸存文本，今国家图书馆藏《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》四册，经史子集各一，经部首页有莫友芝藏书印，大概这就是文宗阁本兵燹后的孑遗。2011年，镇江复建文宗阁，入藏一套文渊阁影印本《四库全书》。文汇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入藏。咸丰二年（1853），太平军占领扬州时阁被烧毁，火起时阁门紧锁，人无从抢救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莫友芝曾来扬州寻访遗书。现文汇阁本也有残本存世，分别是《周易启蒙翼传外篇》二册、《云笈七签》、《御定全唐诗录》、《图书编》各一册。2014年，扬州天宁寺万佛楼入藏一套仿制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入藏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大量散佚。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，得到8140册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。1864年太平军退走，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。丁氏兄弟将书送还，并陆续抄补。民国后，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。1914年、1923年，两次组织人力就丁氏兄弟钞补未全者予以补钞。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始渐复其原。抗战时曾运至青木关，胜利后运回浙江，现藏浙江省图书馆。另外，2013年，北京大学筹资一亿多元，从日本回购了2万余册的“大仓藏书”。这批典籍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皆备，其中还有曾存放于翰林院的《四库全书》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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